2017年9月,45岁的林峰怀揣着创业梦想,与恒宇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房屋租赁合同书》,承租了该公司打造的美食街的一间商铺,计划开一家“老林面馆”。合同约定租赁期限5年,自2017年9月至2022年9月,租金按年度递增,首期租金16500元,租赁保证金5500元,后续租金按季度支付,需在每季度届满前15日内付清次季度租金。
合同签订后,林峰爽快地支付了首期租金和保证金,满心期待生意兴隆。可开业后他才发现,美食街整体人气不足,客流量远不如预期,面馆经营举步维艰,每月营收勉强覆盖成本。2018年底,几位商户一起找到商场的管理方汇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,反映经营困境,要求减免租金。当时管理方负责人明确承诺,为了挽留商户、聚集人气,自2019年1月1日起,所有商户的租金减半收取。
有了这个口头承诺,林峰心里踏实了不少,从2019年1月开始,他便按照合同约定租金的一半金额支付租金,每次要么转账给恒宇置业公司,要么转给其委托收款的汇景商业管理公司,期间从未有人提出异议。可没想到,2020年12月,因经营压力持续增大,林峰决定退租,办理完商铺移交手续后,便彻底离开了美食街。
本以为事情就此了结,可2023年12月,林峰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,恒宇置业有限公司将他告上法庭,要求支付2018年7月20日至2020年12月10日期间的欠付租金110380元、按同期LPR利率4倍计算的违约金,以及律师费10500元。
恒宇置业公司负责人:林先生,首先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的吧,这个你没有异议嘛?
恒宇置业公司负责人:我没有承诺过“租金减半”,你也没有书面证据证明,那我们就要按照合同履行。
林峰:你们管理方确实承诺过租金减半,我也是按减半金额实际履行的,出租方也从未提出异议。况且疫情期间经营受严重影响,你们理应减免部分租金,我并不存在违约。
2024年初,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此案。林峰提交了租金支付凭证、其他商户的证人证言及会议记录,试图证明租金减半的承诺,但因证人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,并无其他书面证据佐证,一审法院未采纳林峰的抗辩意见。法院经核算,林峰应支付租金合计189560元,扣除已支付的88240元,再考虑疫情影响减免3个月租金18320元后,判决林峰支付欠租83000元、违约金 6150元及律师费10500元。
一审败诉后,林峰不服,提起上诉。他坚信自己的主张符合事实,只是缺乏直接书面证据。二审期间,林峰找到了关键线索,其他承租该商场商铺的商户,也都面临与他类似的诉讼,所有商户都能证实管理方曾承诺租金减半,其中一位商户还提交了与管理方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,明确显示管理方要求这位商户按合同约定金额的一半支付租金。
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,结合多个关联案件的证据、林峰长期按减半金额支付租金且出租方未提出异议的事实,以及管理方曾向其他商户作出类似承诺的情况,足以认定管理方代表出租方作出的 “租金减半” 承诺具有高度盖然性,该承诺对出租方具有法律约束力。最终,二审法院依法改判,扣除疫情期间的额外减免后,判令林峰支付欠租23580元及违约金6150元,维持律师费10500元的判决。
法律终究会还原事实真相,这场历时近两年的诉讼拉锯,终于以符合事实的结果落幕。
口头承诺在满足法定条件时具有法律效力,但需具备充分的证据佐证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四百六十九条,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口头形式,口头合同自履行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时成立。本案中,管理方作为出租方委托的商铺管理者,其作出的租金减半承诺对出租方具有约束力;结合承租方长期按减半金额支付租金、出租方未提出异议,以及其他商户的佐证,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,因此二审法院采信了该口头承诺,认定其具有法律效力。
二审改判的核心依据是“高度盖然性”的证据规则和案件事实关联性。一是多个关联案件中,所有商户均证实出租方存在租金减半的口头承诺,形成了佐证;二是承租方长期按减半金额支付租金,出租方在退租后三年才主张权利,明显不符合常理;三是其他商户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,直接印证了租金减半承诺的真实性。综合上述证据,二审法院认定口头承诺成立,依法作出改判,更符合客观事实和公平原则。
需提交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材料:一是租金支付凭证,如银行转账记录、微信 / 支付宝转账截图,转账时应备注 “租金 + 租赁期间”;二是出租方或其委托收款方出具的租金收据、发票,需明确载明租赁期间、金额等信息;三是若向第三方支付(如本案中的管理公司),需提交出租方委托收款的证明,或出租方曾认可该收款行为的证据;四是避免向个人账户支付大额租金,若确需支付,需留存出租方指定收款的书面通知或聊天记录,否则可能面临支付行为不被认可的风险。
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五百七十七条,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,应承担继续履行、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。若租赁合同明确约定 “因催讨租金、解决纠纷产生的律师费由违约方承担”,且守约方实际支付了该费用并提交了《法律服务合同》、律师费发票等证据,法院通常会支持该诉求。本案中,出租方因林峰未足额支付租金提起诉讼,实际产生了律师费,且合同有明确约定,因此一、二审法院均支持了律师费的主张。
一是重要约定务必书面化,若出租方作出租金减免、租期延长等承诺,应要求签订补充协议或在原合同中注明,避免仅依赖口头承诺。
二是规范支付流程,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方、收款账户支付款项,保留完整的支付凭证和收款凭证。
三是留存沟通证据,与出租方或管理方的重要沟通(如反映问题、协商减免等),尽量通过微信、邮件等书面形式进行,便于后续举证。
四是遇到经营困难或合同履行争议时,及时与出租方沟通协商,避免擅自停付租金等过激行为,防止扩大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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